石世豪

境外影視「過人傳球」果真「防不勝防」?(II)

石世豪
2019/05/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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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石世豪

打破本位主義才能迎接匯流挑戰(中)

即使政府有決心「封鎖」境外影音串流,把各公私部門所有資源全部拉到位,要編造一個「說得出口」的好理由,如果,台灣還堅持憲政和法治的話,難度同樣不低。姑且不提最近常被「稀釋」的新聞自由,憲法保障每一個人民都有意見表達自由,以及,因此可以自由從開放來源獲取資訊,即使執政黨仗著一時多數制定法律加以限制,如果欠缺正當目的、不是必要手段,或者,「殺敵三千,自損一萬」得不償失,照樣牴觸憲法。所謂「以史為鑑」,歷來「禁書目錄」暢銷不輟的歐洲近代教會史,或者,「黨外雜誌」香火不絕的台灣戒嚴出版史,也都可以讀之再三,溫故而知新。

倘若,政府執意「封鎖」的影音串流服務,來自網路治理全然不同的資訊社會,對方既有全面篩檢控制網路的技術及動員能力,又不擔心合法性遭到懷疑,那麼,即使所謂「對等開放」方案,欠缺自信與互信基礎,很可能也只是一廂情願。早在當今執政黨集結各方力量扳倒兩岸「服務貿易協議」之前,兩岸之間關於出版、電影、廣播電視「對等開放」的談判就進展牛步,主政機關後來也頗能「知難而退」。雖然,以台灣業者觀點,果真談成「對等開放」,商機和風險同步暴增,未必盡是「壞消息」;但是,「開放」之後的管理密度或必要時不得不然的(再)「封鎖」能力,兩岸之間真可說是「高下立判」,台灣這邊三不五時冒出雜音,畢竟算盤各自打得都不一樣。類似情節換到「OTT」,落差可能只會更大。至於兩岸關係當前情勢,能談?還談成「對等開放」?恐怕不能只靠想像。

從「對等開放」方案退一步想,台灣單方面開放境外「OTT」落地,換得管轄權限、設定經營條件及就近檢查設施等諸多著力點,仔細盤算,其實並非「滿盤皆輸」。說來也怪,第三次政黨輪替至今快滿3年了,幾個機關都換人主政了,還是在各方議論紛紛之中重彈「非主管」、「此項目未開放投資」、「(如果申請投資,)建議主管機關不准」老調,看不出到底政策有什麼改變。或許,「高層」就此,自始就沒有所謂「政策」,才會放任部會之間大玩「抽積木」遊戲,滿紙官腔官調只是為了避開「最後一手」要扛的(後續)責任。就連三番兩次拿「OTT」爭議逼問官員的立法委員,也自滿於「沒開放」的表面(不)安定。如果拿鴕鳥比喻政府「腦袋」埋到人民不可見之處,那還真是侮辱低頭辛苦照顧雛鳥的雄鴕鳥!

更諷刺的是:化解我國通訊傳播主管機關「多頭馬車」問題,正是政府規劃多年、立法院「大動干戈」之後終於設立通傳會的出發點。「OTT」不是電視,也不是電信,「依法」不歸通傳會「監理」,聽起來也言之成理。回顧通傳會設立當年,人員、預算、房舍、職權……全部從交通部、新聞局「借」來;到了第2年,通傳會預算都還要從新聞局「一般行政」、「大眾傳播事業輔導」2個科目移轉1億零6百餘萬元,而新聞局也還繼續「扣留」數十名員額拒絕交給通傳會,「廣電處」照舊掛牌封官花錢。後來,文化部吸收新聞局「廣電處」,在部內設「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」,部之下又再設「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」,主管電影法規之外,始終對於廣播電視與節目供應事業「念念不忘」。今(2019)年,文化部也續編「廣播電視事業輔導」預算逾5億元,其中還包括「廣播電視節目輔導與管理」經費。這一切,都是在行政院一手佈下「政策歸部」、身為獨立機關的通傳會「只管監理」的「疊疊樂」格局裡,一再重複上演的荒謬劇。

追根究柢,政府對「OTT」既欠缺政策、又沒在監理,一方面固然苦無法規明文依據。然而,只要權責分明,消除疊床架屋的虛胖組織,主政機關自然按部就班,各依職掌擬定法規,執行政策。另一方面,或許該問的題目是:「高層」面對「OTT」及其生成發展的數位匯流環境,果真有所謂通盤(或片斷)「政策」嗎?

 

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,不代表《台灣數位匯流網》立場

圖片來源:TDC NEWS翻拍重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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